文/杨勇在

一、我的身世和业务生涯

我于1936年10月出生在河北省武安县一个贫苦家庭，从小便随父母“闯关东”，迁居到黑龙江省泰来县平洋村落户。东北解放后，我这个农民的孩子，受共产党阳光雨露滋润，从初中开始一直享受国家助学金到读完大学，我深知进入学堂来之不易，发奋读书，始终学习成绩优秀，还常常是一些文体活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担任高中时校冰球队长，大学时冰球、乒乓球院代表队员，和同学们多次参加校际比赛，为学校赢得了荣誉。

1959年7月我从沈阳药学院毕业，服从分配，从沈阳浑河河畔，带着报效祖国的理想与追求，来到古城太原山西省药品检验所参加工作，此后40余年，我长期为药检事业研究探讨、增砖添瓦，从1962年开始发表科研成果论文和专著，陆续在专业上得到了国家卫生部、省政府省卫生厅等有关部门、药检所领导和同事，还有全国业内同行的认可、重视和尊重，受到了多种表彰奖励，先后获得了药师、副主任药师、主任药师专业资格，享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担任过国家卫生部驻太原制药厂代表助理，山西省攻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协作组副组长，山西省编制国家药典办公室副主任兼药理组组长，药检所生化室主任、副所长、工会主席等职务；现任山西省药学会名誉理事长、山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省科协常委、山西医科大学客座教授、省生物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等职务。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被省卫生厅机关党委、药检所党支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4年赴美国、日本进行了生化药物开发的考察。2002年9月，我不再担任副所长后，省药监局为发挥余热，专门为我于建所五十年来破例设置和任命我担任了并非名誉上的药检所名誉所长。2003年初，经省政府批准，省人事厅发文同意我“作为教授级高级专家”延退3年至2005年12月底退休。目前，我除有关杜会活动外，仍在名誉所长办公室继续工作，继续坚守在一名药检战士的岗位上。

二、我入社和在社山西省委任职的情况

我于1980年加入九三学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整个国家刚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经过拨乱反正，尚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也开始恢复工作，我就是在此情况下成为山西九三学社组织恢复工作后，自1957年以来第一批入社的社员。我从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一代领导人和一大批科学家许德珩、梁希、周培源、潘菽、茅以升、严济慈、金善宝、吴阶平，以及邓稼先、王淦昌、张光斗等人，还有西九三学社组织创始人和前辈梁园东、乔启明、严开元、赵宗复、王伯伦、姚奠中、刘波等人身上，看到九三学社这个民主党派组织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我为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与此同时，省卫生厅和我所在单位的中共党组织也十分看重我，一直把我作为中共党员培养，直到7年后，在党的统战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经请示社省委同意，我又加入了中共，成为了双重身份。对此，我感到非常幸运。我1989年任九三学社山西省委常委；1992年至1997年和1999年至2002年，担任九三学社第五、六届山西省委副主委；1992年至2002年，任九三学社第九、十届中央委员。这十年间，除参加社中央全会外，我协助社省委主委刘波同志，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做了一些重要和有益的工作，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及统战部、社中央领导和广大社员的高度评价与认可，使我感到十分欣慰。自2002年5月至今，担任九三学社山西省委顾问。2002年8月九三学社中央授予我“九三学社智力支边扶贫先进个人称号(铜匾)”。

三、我担任省人大常委的情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十几年，是全国和全省政治、经济等各项事业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我个人人生旅程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我作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通过自己有幸参加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工作的特殊经历，充分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感受到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大党组、省人大常委会敢于任用民主党派成员担当重任的胆识和气魄。

1992年，经中共山西省委及统战部、九三学社山西省委协商、提名和推荐，我以九三学社成员、九三学社山西省委副主委的身份于同年当选省人大代表，并于1993年1月当选为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对省人大常委会来说，每次换届都是退出了一部分人，新进来了一部分人，虽然每届任务有所不同，但工作接着照常进行即可。可是对我个人而言，作为新当选的一名省人大常委，如何尽快熟悉了解省人大常委会的职责、特点、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如何更好地胜任工作，非比寻常。因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仅是全省立法机关；也是依据法律对政府省长、副省长，各厅、局长，高级法院院长、省检察长等要职的任免机关；对全省的大政方针进行审议通过的决定机关；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的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里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神圣殿堂。我作为一名新当选的省人大常委，应该如何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呢，而这一切对我几乎都是陌生的。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已经发表了三年。在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有关学习活动中，通过再次学习《意见》中“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也是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和发挥监督作用重要机构”等一系列规定，使我不但对省人大、省人大常委会的性质、职能、议事规则和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责逐渐形成了理性认识，并且在履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较好地予以坚持、体现和贯彻。我连任两届担任了十年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其中1998年4月，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任命我为省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而且安排了办公室，配备了专车。2002年省人大机关党委评选我为三名廉政建设先进工作者之一。2001年7月和2002年9月，省人大委派我参加省政府考察团二次赴欧洲七国、一次赴欧洲五国，考察有关体育设施、体育立法事项和防震减灾工作，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丰富了阅历。

四、由我牵头和推动完成的几项重要工作

1994年至2000年，省人大常委会委派由我负责带队，请当地政府配合，对设在侯马、大同、太原、长治等地医药市场进行药品质量视察监督工作，通过全面明查暗访和大量取证，依据国家法律，取缔了侯马中药材市场，大同火车站与长途汽车站附近的药品市场，特别是在1997年到1998年两年间，太原市南内环药品市场假冒伪劣药品案件增多，整顿时遇到的情况非常错综复杂，而查处困难重重，阻力很大。期间由我陪同刘振华省长对该药市进行了视察，经过慎重研究和周密部署，此后在由省政府、省纠风办、省药监局有关领导参加的现场会上做出决定；本着对全省、全市人民的健康负责的态度，彻底取缔了该药品市场，从根本上杜绝了人们不良用药的重要来源和隐患。此事对规范全省药品市场产生的震动和影响很大，起到了预期的警示和以儆效尤的社会效果。此断然措施，尽管有不良药商愤恨之，然而人民群众却拍手称快，广为传诵。综合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整顿和规范全省药品市场，查处不法药商，力度之大，历史上是罕见的。正因为如此，触动和切断了一些人的不正当利益，其中包括官商勾结形成的利益连盟，但是只要纵容他们的利益，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必须坚决予以取缔，以确保人民用药安全有效。

1997年6月，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责成我负责牵头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即任我为组长，由太原市纪检委副书记李志敏等三人为副组长，组成省市联合调查组，完成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乔石委员长、王汉斌副委员长、曹志秘书长批示要求迅速严查的1996年4月“古交市古交镇赵团娥、康成平贿选镇长、副镇长一案”进行调查。我们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排除重重障碍，揭开层层疑团，取到了确凿的事实证据，切实证明了该镇镇长选举的法律程序、法定票数合法、有效；证明了所谓贿选，举报不实，还了赵团娥等二同志清白。同时，我们还指出了中共古交市委在调查过程中，在未认定贿选，未履行法律程序情况下，责令赵康二人工作回避，将其调离的决定的错误。这在客观上，促使新华社山西分社领导和记者承认并检讨报道失误，消除了由于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古交市一起‘贿选镇长’案久拖不决”一文严重失实导致的不良影响。这件事情的正确解决，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一时传为美谈。

1998年7月至9月，我作为中共山西省委反官僚主义斗争督查组、验收组五任组长，带队分别对运城地委、临汾地委、太原市委、忻州地委、朔州市委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督查和验收工作。由于这项工作本质上是对执政党的自律行为进行督查和验收，受命担任组长的却是民主党派成员。中共山西省委的信任，使我感到特别荣幸和责任重大而坚决不能有辱使命。这项工作，重在按照中共山西省委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整体部署和要求，对其工作情况进行衡量、督促、检查和评价，既确实看到其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又冷静看到其存在的不足和困难，促进其提高和进步。由于我们全面客观公正和理性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中共山西省委和当地五个地市委均表示满意，给予了很高评价。

十年间，我还多次任组长、副组长牵头对《义务教育法》、《文物法》、《档案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进行了执法检查；对省城四家医院创建百姓放心医院活动的视察，对《山西省防震减灾暂行条例》等法律进行了修订工作。由于检查组工作细致，不辞辛苦，在反馈意见时，大同市长连说三感：感动、感谢、感悟。这类情况在我参加的视察、检查、督查工作中，屡见不鲜，比比皆是。其中，最重要、最感人的是，中国的人大，对政府既是监督关系，又是支持关系。从监督关系看，依法监督，庄重严肃，不容置疑，从支持关系看，相互沟通、交流、探讨，相互理解、尊重、爱护，共同进步。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优越的一面，没有西方国家存在的排斥和冷酷关系。

五、牵头对省政府组成人员履行职务进行评议调查

1995年3月，我作为省人大常委会对省政府组成人员述职评议调查组组长，带队一行9人进驻省煤炭厅为期三个月，完成了对厅长杨月生同志履行职责情况的调查工作。期间发现各地未经省政府批准的铁路发煤站47个，针对其中某县级市一半煤炭运销被私人控制，逃避了应交地方财政的吨煤费用37元和挤占了运力指标，两年豪夺利润十几亿元的事实，在我向省人大常委会作的汇报中，以《山西煤炭资源不能再浪费，山西煤炭利益不能再流失》为题，提出从解决我省煤炭管理体制的弊端入手，严格执行《矿产资源法》和《矿山安全法》、严格执行国家矿井回收标准，强行“限产压库”，特别是提出“从四大班子做起，下决心砍掉省直机关344个非正式煤炭运销单位，不留尾巴；解决非卖煤的人在倒煤，而真正从事煤炭运销的人却卖不好煤”等问题，变我省最大的资源优势为最大的经济优势的建议，这篇近万言的报告，立即引起强烈共鸣，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主办的《视察与调查》(1995年9月第16期)、山西日报主办的《山西内参》(1996年6月第5期)作为一期增刊，分别予以了刊登，得到了有关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广泛重视。经省人大大力监督，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切实整顿后，山西煤炭行业基本解决了产销脱节、收费流失等问题，其整体产业的优势开始进一步显现。

1996年4月，我作为省人大常委会评议调查组组长带队一行8人，进驻省卫生厅历时三个月，对厅长赵震寰同志履行职责和廉洁自律的情况进行调查。通过听取本人述职，走访了11个直属单位，召开了16次座谈会和查阅了20万字的相关资料，并据此认真综合分析，向省人大常委会作了一万余字的调查汇报。同时，我还对调查中发现的一些医德医风、医疗收费、乱办医、乱办药和体制弊端等深层问题，又整理起草了一万余字的《关于我省卫生工作当前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调查和建议》，向省人大常委会作了汇报。我们依法调查评议，只要出于公心，实事求是，调查评议的结果就会经得住历史检验。

1998年6月，由我任组长的省人大常委会评议调查组一行9人，进驻省建委为期三个月，对主任赵劲夫同志履行职务进行评议调查，对其工作概括为注重政策研究，注重加强宏观调控，注重加强对重点工程建设的指导、协调和服务，注重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和建设，注重难点热点问题的解决，注重加强机关作风和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六个注重”，给予肯定。同时指出了其工作中的不足和提出希望进一步关心和搞好建筑市场的治乱工作，希望进一步抓好建筑工程质量，希望在推进城建改造、解决市政建设资金不足方面能有新的突破，希望进一步抓好机关建设等四点希望，并撰写了《关于省建委当前工作中存在问题和困难的调查报告》。为更完整客观地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我还组织调查组撰写了4个专题报告，一并向省人大常委会作了汇报。

2001年3月，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2001年述职评议工作方案》，由我任组长的省人大常委会评议调查组一行10人，进驻省科技厅三个月，对厅长温泽先同志履行职务进行评议调查。我们本着肯定成绩、看到困难、提出问题、促进工作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对其履行职务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了解，涉及厅机关各级干部、基层政府和科委等各方面，共召开30次座谈会，同350人进行了座谈，走访了6个省直相关厅局、6个科研院所、2所高校、20个高新企业和11个厅直属单位，深入到6个市地10多个县区了解情况。在全面肯定其工作称职的同时，客观地指出其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对省科技厅整体的整改意见。针对关乎全省科技进步大局的一些问题，虽经温泽先同志多方努力，但科技厅自身无能为力，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四点建议。

我作为民主党派成员的省人大常委，四次受命担任组长，负责组织对省政府厅局长履行职务的情况进行评议调查，我感到省人大常委会对自己的高度信任，感到责任重大，我的一言一行，谁是谁非，关系到省人大常委会对政府重要组成人员的评价，丝毫不容懈怠，丝毫不容私情，我深信自己恪守了应尽的职责，没有留下遗憾。

六、忠实地履行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一生无怨无悔

一个敬业的人大代表必须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严守自己的求真务实精神。时代赋予了人大代表崇高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就是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顺乎民心，为民解难、为国分忧。通过履行其职责，体现其价值。民主党派成员当选人大代表，是体现和反映民主党派参政为民、有所作为的一个重要途径。十年间，我把参加省人大会议和两月一次的省人大常委会议，履行自己的职责，作为庄严的使命，除一次出国不在外，从未缺会，从未失职。可谓之坦荡荡登大雅之堂，欣欣然屡问国是。

回想十年来，我在履行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职务时，提出议案和建议100余件；我的大会发言、讲话和经过调研撰写的综合调查报告、专题调研报告、汇报、论文，如《中国改革的先导在农村》(1993年)、《关于介休市大力依靠科技进步，加速发展县域经济的探讨与思考》(1995年)、《一种新的经营机制在朔州探试》、《关于山西煤炭产运销的思考》(1997年)、《人命关天的大事，人心大快的好事》、《规范建筑市场的关键之举》(1998年)、《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正是一些领导干部》(1999年)、《为党分忧、为民解难》(2000年)、《农业示范园区建设的经验及对策》(2001年)、《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脱贫致富》(2001年)、《科普立法意义深远乡(2003年)等30多篇，约20余万字，先后被中共山西省委机关刊物《前进》、省人大《人民代表报》、省政府机关刊物《山西政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山西日报《山西内参》、《山西政协报》、《视察与调查》、《调查与研究》刊登，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与广泛关注，部分议案和建议得到了采纳、吸收和认可。例如省政府副秘书长田珍在山西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作的《关于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杨勇在代表近年来围绕全省的工作重点，针对全省各方面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积极向省政府提出建议。仅去年人代会期间他就提出了有事实、有分析的建议23条。为支持和保护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杨勇在代表的每件建议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办理。如他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强对血液工作领导’的建议，得到了省政府和卫生厅的高度重视。省政府及时采纳了这一建议，1996年8月，省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副省长为首的山西省公民献血领导组，并规范和加强了血液管理工作”。例如2001年11月26日，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工作与理论研究会会长王民，在省人大工作与理论研究会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特别值得二提的是常务理事扬勇在同志，非常重视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结合，一年来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深入调查研究，自选调查课题，写出了不少较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九三学社山西省委对我在省人大的工作也十分认同。社省委主委刘波，社省委副主委熊大慰、李世温、黄逄春、任存孝等领导和广大社员都给予了很大支持和鼓励；我作为省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的述职报告，九三学社省委主办的《山西社讯》转载时，社省委专职副主委王城钟、社省委宣传部长刘海伦在专门为此撰写的编者按中写到：“杨勇在同志是我社中央委员、社省委副主委，自1992年担任省人大常委，1998年担任省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以来，工作上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恪尽职守、仗义执言，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及社会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赞扬，赢得了广泛声誉，也为我们参政议政作出了表率”。

我认为，一个人一生做人做事，要有平常和正常心，工作不分贵贱，同事不分高下，朋友不分贫富；要认真做好自己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情，无需刻意博取别人的嘉许；我也自认为，自己不但是一个坚持原则和理性的人，而且是一个快乐和幽默的人，又是一个敢说敢干敢怒敢爱敢笑的性情中人。在我任省人大代表和省人大常委期间，中共山西省委两任书记胡富国、田成平；省人大常委会两任主任卢功勋；两任省长孙文盛、刘振华，以及省委统战部三任部长吴慧琴、纪友伟、吴锦文等多位领导同志，都非常器重我，对我很友好，都不同程度给予了我支持帮助，能够平等待我，与我平等沟通与交流，给予了我很多具体指导和爱护，可谓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我一生刻骨铭心，没齿难忘。更使我感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中，民主党派成员参与人大工作，有职有权，有使你施展才干的舞台和空间，但是你必须尽职尽责，出以公心，问心无愧。光阴似箭，十年时间，转瞬即逝。回顾我任省人大代表和省人大常委的十年，是我作为九三学社成员一生中最幸福美好和辉煌的时期。在纪念新中国诞辰55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纪念《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发表15周年，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九三学社建社59周年，纪念省委统战部建部55周年之际，我写下了如上文字，以为纪念和聊作慰籍。希望我的经历和体会，不仅作为我个人的回顾，或许对民主党派组织及其成员参政议政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