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熙丰年间晋祠主神由唐叔虞变为昭济圣母之后，晋祠已成为太原地区民间赛社的重要场所

    传说周成王小时候开玩笑，把弟弟叔虞封侯在唐地（唐地原非今太原），后改名为晋，即所谓的晋国。晋国或者唐的先祖即叔虞，晋祠和纪念唐叔虞有了重要关系，因而很早就有了在晋祠祭祀唐叔虞这个地方诸侯是否合“礼”的争论，争论焦点也主要针对叔虞与圣母这两大表征。

    千百年来，晋祠从一座庙逐渐扩展成一处面积很大的寺庙群，并围绕晋祠形成了较大的聚落群，即晋祠镇。在“三家分晋”那个年代，随着赵简子开始营建太原的前身晋阳城时，也在这一带形成了赵国的势力中心，后人由此在晋祠的金胜村考古时发现了规模很大的赵简子墓。

    晋祠旁边有个赤桥村，清末民初时出了一个名人刘大鹏，其所留《退想斋日记》已广为研究者所熟悉。读刘大鹏编写的《晋祠志》《晋水志》等书，得以对晋祠这个寺庙群和周围村落的历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圣母殿和叔虞祠是晋祠内两个主要的庙，其二元格局的表征背后体现了礼与俗的关系。关于晋祠的最早记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彼时晋祠虽然是祭祀唐叔虞的，却很早就与水有关，战国时期就有智伯渠，唐李渊太原起兵也是借口到晋祠祈雨，只不过从官方祭祀来说是祭祀唐叔虞，而非祭祀水神。

    宋太宗打下太原后曾经重修晋祠，碑文中记载，“晋祠者，唐叔虞之神也……乃眷灵祠，旧制仍陋，宜命有司，俾新大之”。此时的晋祠仍是祭祀唐叔虞的叔虞祠。

    宋真宗时期，唐叔虞祠因地震损毁。“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四月诏，平晋县唐叔虞祠，庙宇摧圮，池沼湮塞，彼方之人，春秋尝所飨祭。宜令本州完葺。”但就此时期，晋祠发生了变化，圣母殿的地位开始超过叔虞祠。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重修的叔虞祠被改造成了圣母殿，熙宁十年（1077），朝廷敕封晋水源神为“昭济圣母”。在正对着圣母殿的莲花台上铸有四尊“金人”，有三尊都是北宋时期由民间捐献铸造的。其中一尊身上刻有铭文：“大宋太原府甲午□□社赵和等特敬□□舍净财铸铁人一……昭济圣母永充供养……神侍……永古舆情。俗……于长年，咸仰昭明……佑。绍圣五年……”另外，在圣母殿中圣母塑像的座椅背后书有题记：“元祐二年四月十日献上圣母，太原府人在府金龙社人吕吉等，今月赛晋祠昭济圣母殿，缴柱龙六条，今再赛给圣母坐物椅。”

    可见，自熙丰年间晋祠主神由唐叔虞变为昭济圣母之后，晋祠已成为太原地区民间赛社的重要场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晋祠主神昭济圣母与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更直接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与这一地区的水利紧密相关。

    这一变化让后代文人很不解，也很不满。金人元好问《惠远庙新建外门记》有曰：“晋溪神曰昭济，祠曰惠远，自宋以来云然。然晋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济主之，名实之紊久矣！不必置论。”意谓虽然道理很清楚，但也改变不了。此后叔虞祠更日渐无人问津。元至元《重修汾东王庙记》记载：“居民利其出入之便，又当圣母殿开道而东，置三门焉，王之祠日就颓圮而弗修，祀事废坠而弗奉。”与民俗有关的祭祀超越了与礼制有关的祭祀，甚至与民俗有关的祭祀也被贴上了国家的礼仪标签，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明代。

    据嘉靖《重修唐叔虞祠记》记载：“自至元迄今二百余年，栋梁摧折，不蔽风雨，神失所栖，祀事弗虔。其旁所谓圣母祠者，香火日极崇奉，而唐叔虞之祠，顾寂寞水滨，不知为正神。”两相对比极为强烈。虽然嘉靖年间对唐叔虞祠进行了重修，但无法扭转此消彼长的趋势，于是士大夫们对此纷纷表示不满，如万历时苏惟霖质问道：“何以不祀唐叔而祀母？母且为谁？则以祠？……所负之山曰悬瓮，绵亘数十里，山下出泉，灌溉环邑，土人以为惠出于母，尸祝之耳，何知唐叔？”顾炎武也感慨：“今人但知圣母，而不知叔虞，不其然乎？”

    士大夫们无力改变民众对于崇祀水神的热衷，而且从明朝洪武年间国家也一再以水神的身份封赐圣母，于是只好另谋出路。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想出个办法，证明圣母实际上是唐叔虞的母亲邑姜，之所以圣母殿为正殿，叔虞祠为偏殿，是“子为母屈者也”。他还找出一块宋代的残碑，以其上有“惟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之句来佐证自己的说法。清人沈巍皆进一步论证宋代宣和年间的这块碑文上所记“致祭于显灵昭济圣母汾东王之祠”，是“已合二庙为一，以圣母领叔虞矣”。刘大鹏也接受此说法，认为人们多以为圣母为晋源水神，“误矣”（以上引文均可参见《晋祠志》）。

    阎若璩将其考证结果报告给地方官，希望上报到朝廷，以改变洪武年间礼制的错误而无果，可见清代士大夫们把圣母改变为邑姜的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直至清末光绪年间礼部仍称：“据原奏内阳曲县冽石口窦侯庙、太原县晋祠镇圣母庙，历朝祷雨辄应，又水母庙建自前明，祷雨灵应，均为士民所崇信。”圣母是与另两位水神相提并论的。其实无论圣母最初是水神还是邑姜，在北宋以来的百姓看来，她就是水神，并因此受到比唐叔虞更为热烈的崇祀。

    晋祠最初以唐叔虞为主神的时候，曾有人质疑说祭祀一个地方诸侯是否合适。实际上，三国魏和北齐修叔虞祠（或晋王祠），正是表明一个地方割据的政权恰恰像西周时期的唐或晋国一样，属于正统的苗裔。唐代李世民写《晋祠碑铭》，也表明他们从这个地方出发夺取天下，同样是源于正统。到宋代以后，太原成为一个边塞重镇，特别重视农业开发，所以无论是从水利的角度看，还是从“神道设教”的角度看，水神的地位都需要获得极大的抬升。不能确定作为水神的圣母是否以前就存在，但应该不会是突然冒出来的为百姓崇奉的俗神，只不过之前被国家重视的叔虞祠遮盖住了。

    诚然，从宋到明，国家也对出自民间的女性水神圣母进行了封赐，尽管不为诸多士大夫所认可，但毕竟由“俗”而入了正统化的“礼”。当然，圣母虽与唐叔虞都在朝廷的祀典之中，却还是有很大区别。前者的生命力仍是通过民俗来延续，因其信众多是普通民众；后者的生命力存续只依赖于少数士大夫们，自然日益式微。水神圣母在得到国家的封赐之后，等同于民众的“淫祀”或者“野祀”被认可，原来已然旺盛的生命力变得更加旺盛。来自于“俗”的“礼”仍可体现为“俗”，即一种可以共享、亦可分享的文化。

    之所以将晋祠的礼俗文化简化为“二元”格局，只是就其信仰主流而言，因为历代文人的讨论主要针对叔虞与圣母这两大表征。其实，在普通民众眼里，晋祠礼俗文化既是多元的，也是统一的。自明代以后，晋祠除了建有水母楼，还兴建了苗裔堂、骀台庙、东岳祠、三清祠、关帝庙、三圣祠、鲁班庙、文昌宫等，其背后或是不同的村落，或是不同的家族，或是其他组织，可见晋祠也是一个充满信仰竞争的场所，体现了周围几十个村落不同人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但当地人又因同处于晋祠这个空间，对晋祠的礼俗文化自然也有了相当程度的认同，并把它们都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赵世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