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不仅是革命的，而且是建设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我们更应当从经济运行、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角度研读《资本论》，让《资本论》充满时代活力。

    认真研读《资本论》，就可以发现《资本论》在指引我国经济前进的方向，使之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发展。

    马克思在1867年7月25日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的革命性结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上。马克思经济学不仅是革命的，而且是建设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我们更应当从经济运行、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角度研读《资本论》，让《资本论》充满时代活力。

    认真研读《资本论》，就可以发现《资本论》在指引我国经济前进的方向，使之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发展。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基

    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消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生产，是实体经济，是产业资本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在《资本论》第一卷题为《商品》的一章中，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是商品这一物质产品的、社会的、物理形式上的有用性。由价值形式，进而由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财富是物质的，是由使用价值所表现的社会财富支撑的。只要这些使用价值量不变，表现其价值量的价格或高或低都不影响一国实际财富的增减。

    三卷《资本论》在逻辑安排上体现了实体经济是全部经济活动基础的原则。其中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是由生产物质产品的产业资本完成的。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具体研究的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产业资本的循环、周转以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论述了其他资本形式，如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等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如何参与由实体经济里的产业资本所形成的剩余价值分割的。它们服务于产业资本，并由此得到以平均利润形式表现的回报。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则断然不能产生。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即使产生，也难以持续，因为它们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以实体经济、物质产品生产为标准，马克思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其他人的劳动，如演员的劳动、金融从业人员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亚当·斯密也持这一观点，亚当·斯密认为一国的富裕第一在于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第二在于劳动者参与物质产品生产的比例。马克思的宏观经济范畴，如社会总产品、社会总产值，也是实体经济的反映。

    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了马克思的远见卓识，三次工业革命都落脚在实体经济上，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主要靠的是实体经济而且更主要是制造业。一个大国经济若脱离实体经济，或是过度虚拟化、过度金融化就会形成产业空心化，那是很危险的。实体经济事关一国的经济基础，实体经济里的制造业事关谁来装备这个国家，事关这个国家的强大。我们必须给实体经济，给制造业以特别的高度的重视，在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金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不应过度金融化

    马克思研究了货币，以及货币的演化及虚拟资本。马克思认为货币也是商品，最适合充当货币材料的是金银。货币的基本功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马克思指出，流通中的货币量不是任意的，而是与待实现的商品价额总额成正比例关系，和同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例关系。马克思研究了纸币，认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只不过是贵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纸币的流通量限于它所代替的金属货币量，超过这一限制，纸币就会泛滥起来。马克思写道：“纸币的发行限于它所象征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如果今天流通中的纸币已经达到了这些渠道所能吸引的饱和程度，明天纸币就会因商品流通发生变动而泛滥起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当纸币的限度被突破的时候，那就是通货膨胀，就是灾难。马克思借用威廉·配第的话指出：“货币不过是国家躯体的脂肪，过多就会妨碍这一躯体的灵活性，太少使他生病。”

    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告诉我们，过度宽松的、刺激性的货币政策会带来很多消极后果，就像肉便宜会助长人们吃肉，啤酒便宜会助长人们喝酒一样，货币便宜就使人们滥用资本，上一些本不该上的项目，当前我国经济中严重的结构问题，就是长期刺激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是十分正确的。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过度追求金融化。借助信用，货币发展成了一个金融产业。合乎规律的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积极的。然而，一旦金融化演化为一种杠杆，就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消极影响：一是与实体经济争资源。货币作为一个交易的媒介，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然而当它演变成独立的金融产业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独特的利益追求，于是就千方百计地衍化自己，让普通老百姓雾里看花。金融产业的高回报，对实体经济无异于釜底抽薪，在抑制实体经济的同时，抑制一国的经济的稳定发展，以致货币在各种金融产业之间自娱自乐进行没有生产意义的空转。二是把一切尽可能地金融化。在当代中国，房地产业已经“变异”，不是一个消费品而是一个投资品；不是一般的投资品，而是类似于金融产品。通常越是经济不景气，房地产市场越是有热度，因为投资领域稀缺。中国房地产充斥着泡沫，防范房地产风险，实际上是防范金融风险。三是过度金融化或虚拟化，会助长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使整个社会充满浮躁。

    高质量经济发展是不断进行的结构调整和创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在讨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时，认为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I（v+m）=II（c），即两大生产部类之间的交换，不仅在价值量上相等，而且在使用价值上应当相适应。如果一方需要机床，你生产的是拖拉机，那就虽然在价值量上相等，但还是不能实现其价值；如果社会已经进入了高端需求，而供给侧依然低端，那就依然不匹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结构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以麻布的生产为例，即使每一码麻布都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求，假如麻布的总量超过了社会的需要，还是不能实现其价值。“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此即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实质是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社会不需要，或者不能完全吞下的相关产业里。如何调整结构呢？马克思认为有两种途径：一是淘汰，二是创新。

    淘汰落后产能对于经济健康发展十分重要。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破产、兼并、重组，甚至包括危机，都是强制性淘汰过剩产能的有效机制，马克思在谈到固定资本的更新时曾经生动地写道：“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迫使企业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危机实际上是市场机制，是对经济快速发展期间产生的不协调强制性地修正。

    调整结构的另一个途径是创新，在创新过程中提升产业结构，淘汰落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是内在的、微观层面的自觉行动，这首先来自于企业追求利润的内在冲动，其次来自于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在给定社会所需要的某种行业产品的总数的情况下，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企业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产品。更多的获利则在于其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额。为了降低个别劳动时间，必须创新，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关于相对剩余价值形成的论述中，马克思事实上论述了市场经济是通过创新而发展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真谛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过程首先表现为个别资本家率先创新，打破已有的均衡，获得超额的社会回报。在其示范作用下，其他资本家纷纷跟进，利润随之平均化，社会的技术、经济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诞生了一批新的产业和新的企业。如此不断反复，不断上升到新的层面，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产业，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进入市场经济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三次工业革命以及熊彼特笔下的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就是这样发生的。资本家的目的在于超额的社会回报，而不是相对剩余价值、平均的剩余价值。相对的、平均的剩余价值是瞬间出现的，竞争使得率先创新者能获得超额的回报并且立于不败之地。

    把创新仅仅理解为是技术层面的创新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变革，没有社会条件的创新，例如不能容忍创新一开始的“与众不同”，不能保护知识产权，在研究资源的分配上奉行“官本位”，不能形成大众普遍参与的创新氛围，技术层面的创新是不可能发生的。马克思生动地写道：“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其显著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掌握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我们不能陶醉于传统的比较优势，陶醉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就是陷阱，就只能做衬衫。我们必须扎实创新，在创新问题上我们要重视市场力量，更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和集中力量，实现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把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紧紧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